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虱，新《劳动合同法》给无数劳动者带来欢欣鼓舞，为什么却让大规模的清理老员工浪潮在企业中蔓延？

    在政府、企业与工会之间，中国何时才有自己的“社会合约”？

    阿根廷新当选的总统克里斯蒂娜，在面对包括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严重和能源短缺等诸多挑战时，承诺进行几大领域的社会变革。

    阿根廷主要工会的领导人计划在明年提出增加工资20%的要求。克里斯蒂娜的对策是在企业、政府和工会之间制订一份“社会合约”。在此合约中，政府、企业、工会都作出一定的努力和让步，以提高国民收入，缓冲通货膨胀的压力，抑制社会动荡。　

    而近期华为“辞职门”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隐射了中国“社会合约”的缺失。

    在“辞职门”事件中，华为7000名资深员工集体“自愿”辞职，然后重新与华为签订劳动合同，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外界普遍认为，华为此举是为了规避新的劳动法。2008年1月1日即将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规定，如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从表面上看，新《劳动合同法》应该给无数的劳动者带来欢欣鼓舞，为什么带来的却是如此的结果？

    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虱。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缺少一种类似的“社会合约”。在中国，企业员工的收入与保障，都落在企业身上，而企业作为一个追求利润的实体，其承载能力有限。假如十年之后，一个企业利润下滑，或者是出现动荡，它又何以承载员工个人乃至家庭养家糊口的重负？

    而在一些福利型国家，公民社会保障的途径则广泛得多。在北欧一些国家，公民失业之后领取的救济金，能够维持其基本的生活开支，甚至是照样活得很滋润。瑞典更是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瑞典中央政府用于公共社会保障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达50%，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是国民生产总值的60%。纵使是在以竞争闻名的美国，由美国社会保障署、劳工部、人类健康与社会服务部联合提供的各种全民性保险和福利补助，也足以分担公民的大部分社会保障，而其中，很多项目都是政府出资。失业保险等则由政府与企业协商，共同出资。

    而在中国，各种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最后都转移到企业身上，员工的各项保险，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员工，保险都是由员工个人和企业分担，看不见政府的影子。更为恶劣的是，少得可怜的社保基金，还常常被各级政府挪用。

    政府责任的缺失，使企业陷于尴尬的境地。很多企业并非不想承担社会责任，而是本来由多方承担的责任，现在全部压在企业一头。为自保计，企业只好退避三舍，想方设法规避过于沉重的责任。

    在本次华为“辞职门”中，政府责任的缺失，是华为选择规避责任的深层原因，对于未来的恐惧，对于无限责任的不确定性，才使华为出此下策。在此事情上，似乎不能一味苛责华为，作为企业，华为在中国企业中已经是足够优秀了。

    建立类似的“社会合约”，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目前，中国政府也已经有比以前更有能力建立这样一个系统。自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收入每年都超收5000亿元以上，去年更是收入突破3万亿元大关，超收7000亿元之巨。据说有关部门正为如此多的钱怎么花发愁，何不将部分收入投入到建立全民保障体系上，增进全社会的福利？

    恺撒的当归恺撒，上帝的当归上帝。

    建立由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社会性组织共同参与的“社会合约”，而非将所有责任全部转移到企业身上，才可能结出真正的善果。否则，所谓“好意”，最终不过是张口头支票，甚至，事实与此相反，企业迫于对于重负的恐惧，索性一逃到底，最终所有人都不负责，受害的还是广大的企业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