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到2008年，是改革开放的30年。这30年，我们的国民收入实现了迅猛的增长，带来了有目共睹的成果，但是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不能够持续？怎样才能持续？这不仅仅关系到中国的命运，更是关系到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今后走向，因为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
“改革开放30年成败得失”，正是这样一个历史性命题让中国经济学界的两位代表性人物——吴敬琏与厉以宁坐到了一起。
成功的三个方面
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成绩为世界瞩目，从指标方面中国取得了三个方面的成就：
第一个突出成就是经济的高速成长。最近30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之下，中国的GDP以每年接近于10%的速度增长，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第二个突出成就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30年的时间里，中国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的纯收入增长了6.7倍。
第三个突出成就是减贫取得的成效。联合国在2003年发布了其最新的一个减贫的统计，世界减贫人数的90%是中国做到的。
正因为中国经济取得了这样重大的成就，所以中国的国际地位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承认、得到了提高，这个事实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承认。
在吴敬琏、厉以宁两位著名经济学家眼中，改革30年来最成功的是哪三项改革呢？两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吴敬琏：
第一，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有计划商品经济是我们改革的目标，这是改革的启动阶段；
第二，1993年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第三，1997年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厉以宁：
第一个是农村的家庭承包制。
农村家庭承包制当时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但是这个协议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民生产，打破人民公社下大一统农业的情况，多年不见的香油、花生米、鸡蛋、猪肉这些全有了，承包制就推广了，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大成绩。
第二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
由于股份制改革的推进，结果中国有了证券市场，尽管股份制受到过各种责难，但中国的股份制、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终于取得了成就，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证券市场开辟了道路。
第三是民营经济的兴起。
民营经济的兴起在当初也是冒着各种责难发展起来的，70%以上的新增劳动力岗位是在民营企业中，很多城市税收是民营企业提供的，我们的出口很多是民营企业起的作用，所以，民营经济是最重要的力量。
吴敬琏赞同厉以宁对承包制的看法：“承包制起的作用非常大，虽然有很大的风险，但因为有党中央特别是邓小平的支持，所以进行得也比较顺利，所以与其说承包制是一个改革，还不如说是回到了原来农民所喜欢的一种体制，因此我没有把它列在里面。”
吴敬琏强调：“所有这三项我讲到最成功的改革，实际上都是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
遗憾的三个问题
改革开放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实践，难免会有挫折和不足，对于改革30年来最遗憾的三个问题，吴敬琏、厉以宁两人也有不同的看法。
厉以宁：
计划经济体制有两个重要支柱：一是政企不分、产权不明的国有企业体制；二是城乡分割、限制城乡生产要素流动的城乡二元体制。
这两个支柱支撑着计划经济的存在和运转，而这两大支柱没有太大的变化，因此导致了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是城乡二元体制基本上没有触动。
城乡户籍制度是城乡二元体制的主要标志，但仅仅走向城乡户籍一元化，还不足以消除农民进城和加速城镇化的体制障碍。农村户籍背后的土地制度，包括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和农村宅基地制度，需要尽快改革。
无论是农民承包地耕地入股、农民宅基地的置换还是农民以承包地、宅基地(包括上面的房屋)作为贷款的抵押物，都需要法律上的明确界定。既然这些都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过程中有必要及早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行业垄断没有消除。要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这种行业垄断，特别是跟行政垄断难分的这种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改革。
第三个问题，就是要关注民生问题。社会保障制度由于当时种种原因，财政困难或者其他原因，因此推行得极慢，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现在条件好了，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仍是以投资带动为主，摆在我们面前的应该如何扩大内需的问题，关键是迅速提高农民的收入，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调整农民的消费结构。而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将使得农民的收入增加以及农民生活方式产生变化，如果加上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让社会低收入家庭的后顾之忧逐渐消除，必定会引起内需的大突破。
全世界最大的待开发市场就在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一个数量十分庞大的“待富”群体，一旦他们走上小康、富裕的道路，将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吴敬琏：
我有一点跟厉教授是一致的，这个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是太迟缓了，这是1993年中共中央的决定，而且有一些部门据我所知，很积极，但是碰到了很多阻碍，它的原因我看还不是什么财政困难，而是部门从自己的工作方便，从自己的权利，从自己的利益着眼太多，所以愿意保持旧体制，所以使它迟迟不能实现。
另外两个，一个我认为就是产权制度改革，没有到位，比如农地的产权问题，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土地地权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资产无法变成流动的资本；
另外一个就是法制建设问题。
因为市场经济这个东西它的核心问题就是自主决策的，是自由的交易，如果是一个什么行政的或者其他的权力在那里支配，这个东西根本不叫市场经济。
《物权法》搞了13年还差点黄了，《反垄断法》也搞了13年，通过了，可是里面还是留下了一些大的漏洞。所以这方面的改革进展太缓慢，就是说中共中央提出这个问题，也是1997年的事情，建设法制国家。
三个层面展望未来
俗话说三十而立，2008年对中国改革来说应该是而立之年了，既然是新的起点，我们需要对未来有更好的展望，不同的起点有不同的解读。
厉以宁：
首先应该明确，停滞和倒退是没出路的，而在具体问题上，需要解决下面三个问题：
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当前最要紧的我认为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同时对人民关心的教育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这些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从企业方面做的，应该尽自己更大的社会责任。一方面企业要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要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因为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我们才能在世界立于不败之地；从另一方面讲，企业应该更多地尽到自己的帮助社区，帮助贫困地区，帮助周围的那些穷人；
对个人来说，我认为应该加强信用教育，信用的建设，因为如果是一个社会处在信任危机中，这个社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前进过程中总有困难，总有阻力，但只要是符合正确方向的，就应该这样去做，这样就行了。
吴敬琏：
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经济现在也面临严峻的挑战，负面效果不容忽视。从经济的深层结构看，中国正面临着较为严重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这些最深层的根源在于经济发展模式的缺陷所致。
所以首要的问题就是政府的改革。
比如，建立社会保障体制，是1993年中共中央的决定，之所以拖了这么久，不是财政困难的原因，而是有部门从自己的权利、利益着眼太多。所以，解决未来的问题，关键的关键是政府自身的改革。
而所谓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是要按照人民的托付去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从那些不该管的事情中尽快退出来，不要因为本位利益或者权利来妨碍这个大局；另外一方面就是政府应该管的事情你必须管好，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法制环境的建立，这些都是政府应该努力去做的事。
对我们的企业来说，应该站在我们整个民族，甚至站在整个企业家群体的立场上去改变市场环境，支持改革，推动改革。
对我们个人，我想我们在每一个岗位上，就是尽我们的本分，努力做好我的工作，当然也要关怀整个社会，使得我们整个社会好起来。
吴敬琏最后指出，未来的出路在于要像十七大所讲的那样，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建立起一个规范的市场体系，让市场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从市场化改革来说，要打破垄断，消除微观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把市场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之上。
“如果困扰我们的问题、发展方式的缺陷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我们就能够继续过去30年这样好的经济社会发展势头。”吴敬琏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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