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近年来，在最早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的珠三角，却出现不少农民要求“分田退股”的现象。一度好评如潮的改革，为何面临信任危机？“土地入股”遭遇变局又能带给我们哪些重要启示？

　　保证农民收益是硬道理

　　珠三角农村“土地入股”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将农民承包的集体土地以承包权入股，组建社区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将土地统一发包给专业队或少数中标农户规模经营，或由集体统一开发和使用；农民依据土地股份分享经营收益；初期股权不得继承、转让、抵押和提取。

　　这一改革最初由广东南海市(今佛山市南海区)于上世纪90年代初发起，后被总结为“南海模式”。那时，“土地入股”不但免交公粮，还有村委会承诺的年终分红，所以改革一开始很受农民欢迎。

　　但随着改革的推进，农民的心情阴晴有别。一些发展工商业条件优越的地方，农民的土地被集中起来后，大多出租为工商业用地，每年获得高额租金。而那些以农业为主的村庄，则持续10多年根本没有分红或分红很少。佛山市南海区夏西村一位黎姓阿姨告诉半月谈记者，她家9口人10年来共分红10万元左右，“我们这边的位置这么好，合作社肯定不止赚这么点钱，但分红就这些。”

　　南海区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该区农村经济总收入比1992年增长了26.7倍，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却只增长4.17倍，股红分配额也仅增长9.91倍。一些要求“退股分田”的农民说：“ 自己搞，收益至少比村委会发的口粮钱多。”

　　保障农民参与权，增加土地经营透明度

　　除了对分红不满，许多农民还流露出对土地规模经营管理者的不信任。一位农民说：“经营土地的是他们，赚多少钱花多少钱，也是他们说了算，虽然每月有账目公开，但账也是他们算的，我们不太信任。”

　　土地规模经营，农民到底有多少参与权？经过调查，半月谈记者发现，农民的参与权其实也有制度保证。南海区每一级股份合作社都会引入第三方财务管理，并实施一年一小审、三年一大审的第三方审计制度。农村股份合作社建立“三会制度”，具体经营事务由董事会执行，监事会对董事会的经济行为进行监督，股东大会拥有对董事会和监事会的选举权和罢免权。

　　但是，这种看似完善的制度设计，还是未能把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落到实处。“这些规定是做给上面看的，归根到底还是村干部们说了算。”一位农民很是不满地说。

　　政社分开，市场化运作

　　记者调查发现，即使在已有10多年“土地入股”实践经验的南海区，农村土地规模经营依然是政社不分，村党组织、村委会和股份经济合作社董事会，三套班子一套人马，村党组织书记一般兼任股份合作社董事长。“三位一体”带来权责混淆。“让村委会经营咱不放心。干部的私心连法律都管不住，他们很可能会把地一点点卖掉。这种事在以前搞工业园的时候，他们就干过。”一位老农说出了不少村民的心里话。

　　入股容易退股难

　　一些想退股要田的农民发现，想要回土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据南海区委农村工作部介绍，“土地入股”，其实是将土地估价后以资本形式入股，现在农民要退股，也只能以货币形式补偿，何况大多数农村土地经过相应改造，各户间土地的界限已分不清，而毗邻城镇的农村土地，现已变成工业区或商业区，更不可能退给农民。

　　农民对此很担心：“我们要退股，就是希望能要回自己的土地。货币补偿只是一次性了断，就像我们没有了生蛋的鸡，只给几个鸡蛋，很快就吃完了。”一位村民的说法得到了现场不少农民的赞同。更有些农民认为，当地搞“土地入股”，其实是希望从农民手中低成本拿地，“喂养”工业和城市。

　　农民的期待很明确：“入股加入合作社，如果真的好，我们就继续持股，如果不好，我们就退出来自己干。”

　　“土地入股”切忌一哄而上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袁奇峰认为，必须承认和肯定，对于珠三角城市化、工业化来说，农村“土地入股”起到了强力助推作用；对于农民来说，把土地资源整合起来，“抱团”更具话语权，更能实现利益最大化。但也要看到，“土地入股”在不少地方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去年南海区农村股份合作社，有的每股分红高达2万多元，有的每股分红却只有1000多元。

　　袁奇峰教授认为，说到底，大城市周边农村土地规模经营之所以收益好，并非因为农民精心耕作而使土地更加肥沃，而是因为其区位优势，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高，使得周边土地的工商业价值大大提升。因此，农村“土地入股”搞规模经营必须因地制宜，视各地具体情况而定，切忌盲目跟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