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奥斯曼“大拆迁”
在没有迁徙自由的中世纪，巴黎是没有“贫民窟”的。法国大革命后国民有了迁徙自由，迁入巴黎的“进城农民”大增。尤其是复辟时期、七月王朝与第二帝国时期法国工业化加快，城市也加速扩张。1800-1860年间，巴黎人口从58万增至170万，即三倍于前。贫寒的新移民见缝插针，在昔日的峨峨“皇都”里“私搭乱建”，加上适应贫寒租户需求的廉租私房大量出现。于是在市内的西、北、东三面都出现了“贫民窟”。这些街区不仅不“雅观”，而且使与之为邻的达官贵人感到不舒服。加之自大革命起在“无套裤汉”的抗争遗风之下，贫民区被视为“起义”的渊薮。尽管激进思想并非发源于贫民区，但在某些人看来，从1789到1848年，“捣乱者”每隔若干年就在那里竖起街垒路障，而狭窄的街巷使镇压者的大炮难以到达。所以，统治者对这些“贫民窟”深感头疼。但在革命后“民权”的保护下他们无可奈何。
机会终于来了，这就是1852年拿破仑三世颠覆共和、恢复帝制后，政治出现专制化趋势，民权被严重削弱。在此背景下皇帝实行“警长治城”，于1853年将其心腹、巴黎警察局长奥斯曼伯爵升为塞纳省省长和巴黎市长，授命他清理贫民区。
奥斯曼权势巨大，他动用国家权力强制性地成片拆迁，据说他“将直尺按在城市地图上，穿过中世纪巴黎拥挤狭窄的街道画出条条直线，创造出了新的城市形式。他推翻一切挡道的东西，让路给林荫大道”。17年内，城市中43%的房屋被强制拆除，“有效地清理了贫民区”。在此期间，第二帝国通过提高税收投入了巨资，为打造奥斯曼的“新巴黎”花了25亿法郎，而这个时期国家每年财政总支出不过14亿-23亿法郎。奥斯曼以其对民权的蔑视而被称为“凯旋了的万代主义”。
奥斯曼不仅手段强硬，而且生财有道，他使用政府的暴力帮助开发商赶走贫民，规定开发商建造的豪华“新巴黎”房产由投资者特许经营，并以政府的垄断权力保证他们能在短期内收回投资并得到足以诱人的利润，但特许期满后房产必须归政府所有。于是政商合作发财，帝国基建-财政部门的不少官员借之也大捞一把。而被驱赶的穷人所得补偿很少，奥斯曼的改造对他们完全是一场灾难。
奥斯曼之后的“自由拆迁时代”
不过，奥斯曼现象不仅是在民主国家中很少见到，即使在法国，也就是那二十年的一个特殊现象。奥斯曼以后，巴黎的城市改造仍然在进行，但它的原则以及相应造成的城市风貌，就和奥斯曼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共和民主时期，城市改造基本上遵循两条原则：商业性拆迁，遵循自由交易原则；公益性拆迁，遵循民主决策原则。
所谓民主决策，是指一个项目如果是公益性质的，那么首先要通过民主程序来确定，要经过议会讨论、舆论论证等等，最终达成共识，建还是不建。如果建，那么第二个程序就是自由交易的尝试，尽管是公益项目，能够做自由交易也要尽量做自由交易。如果在第二个程序遇到问题，有人漫天要价，怎么办？那有第三个程序，就是由中立的资产评估机构来财产评估。如果这个评估的价格，拆迁户仍然不能接受，仍然是漫天叫价，那怎么办呢？第四个程序就是要有替代方案的论证。如果替代方案论证也认为不行，公益必须要这个地方，那么在走完这些程序以后，可以实行国家最终定价，按照公平、合理的价格来给予拆迁补偿。这个过程相当复杂，不是哪个领导一拍脑瓜就能够做得出来的。
奥斯曼以后的巴黎城市拆迁和改造更加重视贫民的权利，一方面，政府不能强行驱赶他们，另外一个方面，反而有越来越多的责任要为穷人提供服务。这是民主国家的两个发展趋势，权力越来越受限制，责任越来越可问责，也就是说，政府想做就能做的事越来越少，政府不想做也得做的事越来越多。政府不想做也得做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帮助穷人。这就涉及到贫民区、简陋住房的改造问题。这些相关问题等我介绍完另外几个国家的贫民窟情况后，再作介绍。
| [1] [2] [3] [4] [5] |
|
相关文章:
我来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