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提到慈善与企业家的话题，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比尔·盖茨、巴菲特等美国富豪。的确，长期在全球富豪榜上位居首位的比尔·盖茨，同时也在全球慈善家排行榜上位居第一。据2003年的统计，盖茨夫妇4年间捐出善款256亿美元，约占当时他们全部财产的54％。同时，盖茨夫妇留下遗嘱，要在死后将自己全部财产的99％捐给慈善基金。

　　在美国，类似比尔·盖茨这样的“企业家＋慈善家”不是个别的。比如，洛克菲勒家族四代人累计捐款超过10亿美元；股神巴菲特曾一次性捐给盖茨夫妇慈善基金会数十亿美元。美国《商业周刊》的一项调查称，2000年至2004年，全美前50名慈善家的捐款总额超过650亿美元。

　　与上述情况相比，关于中国慈善捐款的一些数据不免让人汗颜。一项统计表明，2006年中国慈善排行榜上的前135人个人捐款总额为9．85亿元人民币。另一项调查称，我国资产总额超千万的企业有过慈善捐赠行为的不足1‰。面对这样的差距，人们会怀疑地问：中国能否出现比尔·盖茨那样的慈善家？

　　对这样的问题，我们的第一个回答是，中国不仅能有自己的比尔·盖茨，而且已经有了自己的榜样。比如，李嘉诚从1980年以来仅慈善捐款就超出77亿美元。已故民营企业家李海仓，在2001年至2002年间仅向山西慈善总会一家捐款即达800万元。也许，800万元人民币与几百亿、几十亿美元相比微不足道。但我们必须要说的是，李海仓们大多处于创业阶段，底子薄，实力弱，能拿出一些钱来从事慈善事业已经不易。何况，近年来民营企业参与慈善事业、参与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的渠道很多，捐赠款物的方式很多，许多捐赠无人统计。因此，公布出来的某些数字未必准确，也未可全信。

　　其实，关于“中国能否产生比尔·盖茨”一类的问题，其潜在含意是探究中国与西方慈善文化的不同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推动慈善事业的可能性。对此，应该如何回答呢？

　　我们确实需要了解，在西方国家，慈善文化由来已久。公元前1200年，以色列的犹太人被告知，上帝要求他们帮助穷人和残疾者。古希腊人将被称作“人类博爱精神”的慈善行为制度化，鼓励公民捐款。在工业化早期阶段，由于失地农民、城市失业者等贫困人群的增加，一些国家的政府、教会纷纷出面组织了不同类型的慈善团体，开展社会救助活动。并以此为发端，逐渐建立起现代的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体系。时至今日，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一批富豪，则以一种“新教伦理”的名义来证实自己在创造财富和传播博爱两方面的价值。

　　与西方较为浓厚的宗教背景不同，中国的慈善文化另辟蹊径。早在诸子论道、百家争鸣的时代，无论是孔子推崇的“仁”，老子强调的“道”，墨子讲的“兼爱”，孟子说的“恻隐”，都包含着人类共同的博爱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唐宋之后，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以宣扬包括“慈善”等伦理道德内容为主的各类“劝善书”广为流传，成为中国慈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慈善文化有自己的特色。首先，它强调道德的力量，强调个人修养与慈善的关系，认为“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记·曲礼上》），“行善事则为君子，行恶事则为小人”（《贞观政要》）。其次，在国家管理与民生的关系方面，重视“仁政”、“善治”，认为在社会发展中“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主张以“损有余，益不足”（《荀子》）的方式调节不平等现象。第三，由于中国社会历来以家庭、宗族为核心，因为特别重视以孝、悌为主要内容的伦理教育，并推己及人，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提倡守望相助，建立和谐的邻里关系、乡里关系。第四，由于长期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信奉安贫乐道的哲学，中国人形成一种对工商业者的特殊慈善要求和独特的财富观，主张“君子谋道不谋富”（《吏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在《商贾三十六善》、《身世准绳》等民间劝善书中，对商要富豪提出了“量力施舍孤贫”，“凶岁设厂施粥”，“救济残废有疾人，教养无依孤独”等十分具体的要求。尽管在劝人行善，特别是要求富人行善的伦理说教中有“因果报应”、“积善得善”一类迷信色彩，但中国传统慈善文

　　化中包含的扶危济困、助人为乐、以和为贵、重义轻利等等的价值追求是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是中国人对慈善文化的贡献。

　　今天，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伟大构想的提出，为中国的慈善文化增添了更有时代特色、更加丰富多彩的内容。在这样一种文化薰陶下，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积极参与慈善事业。而这其中，将会有贡献巨大的慈善家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