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情况》的报告时指出：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40元，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

　　这是个令人不得不感到有些震惊的结果。而根据公开资料，早在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所做出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就显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大。除了世界之最，现在，我们又创造了一项自己的阶段性历史之最。

　　没有人会否认自十六大以来，在中央各项政策的大力支持下，近几年是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几年；但与之相伴而行的是，这几年仍然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几年，以至于到了2007年创下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新高。这样的结果，显然无法令人为农民收入增加多少而高兴起来，倒是感觉到有些如芒在背的历史反讽意味。因为迄今为止已经明确继续改革开放的路线，在收获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收获了本不想收获的巨大落差。

　　当然，这个落差不能成为否定或停止改革开放的论据，基本的理由是农民收入的绝对数字仍然在持续增长，即使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的情况下，农民的生活还是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这不妨碍我们必须反思改革开放进程中，导致这一结果出现的诸多因素，特别是根本性因素。报告中有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是农民收入基数低，同时受现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

　　其实，这句话虽然罗列了四个“根本原因”，但最重要的是“受现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的根源在于虽在突破却依然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体制。从中央政策和地方试点来看，这种制度性因素已经引起了很大重视，但因“兹事体大”且涉及层面极为广泛而步履缓慢。比如，1992年国务院就成立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1993年提出包括“取消农业、非农业二元户口性质，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的户籍改革目标，历经十数年仍未抵达，严重阻碍了人口自由流动以及与此相关的城市化建设。

　　在新农村建设与和谐社会的大旗下，目前重庆和成都已经开始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并要“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目标指向了“城乡一体化”。这虽是要“走出一条适合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道路”，却也是可能成为全国各个地区的发展道路。不过，它们的示范意义也需要看局部突破的试验结果，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使“城乡一体化”成为现实，尤其包含其中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突破性进展。此前虽然对此命题有过较为广泛而激烈的争论，但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学界和理论层面，能有多少转化为政府与政策层面仍然有待观察。

　　在某种意义上讲，对比当下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化的后果，分析并不懈求索个中根源，只是在历史与现实层面上看待这个问题。而需要纳入思考的还有将来，即警惕因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而可能导致的社会风险。因为我国的农民数量巨大且占总人口中多数，如果他们的收入不能有效增长，扩大内需将会受到很大影响，就可能危及国民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如果他们的利益不能有效保障，社会稳定就可能产生困难；如果他们的相对剥夺感趋向上升而不是下降，社会群体间的物质和精神断裂就会拉大而不是缩小。

　　　在主流意识形态表述中，社会主义的本质被认为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城里人在政策协助和自身努力下“先富起来”是件好事，但农民迟迟跟不上来且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即使经过百般努力依然不能改变结果，这显然不是一件好事。改革开放之初的缩小城乡差距和达到共同富裕的响亮召唤，让全中国人都充满了美好的梦想，但当下的情况是，有些诺言还没有实现，有些人的梦还没有变成现实。没有谁期待在短期内达到共同富裕，但有很多人都在期待短期内缩小收入差距。从社会心理学的意义上讲，相对剥夺感比绝对剥夺感往往更会引发社会心理巨变。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城乡最大收入差距，决策部门需要保持足够的敏感，应该通过更有力的措施来化解这一走向了历史诺言反方向的命题。因为，和谐社会的最大群体间和谐是城里人与农村人的和谐，和谐社会的最大区域间和谐是城市与农村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