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比较次贷危机与历史上几次大的金融危机的成因和解决方案，我们发现拯救计划推出时机是影响政策效果的关键，而定价水平则是影响政府财政负担的重要因素。北欧能成功地处理银行危机的部分原因，在于果断快速地实施救市计划以及按照市场公平价格定价。而本次美国当局为救市而提出的7000亿美元不良资产援助计划既不属于储贷危机中对银行的接管，也不是芬兰式的将金融机构国有化，而与瑞典资产处理公司的方式非常接近，均为购买银行体系内的不良资产。在规模上亦与瑞典相近，均占GDP的5%，而储贷危机和芬兰银行危机则耗资GDP的3%及7.5%。

　　研究结果证明，大规模救助计划并不能立即阻止经济下滑，通常在救市措施实行的两年后经济才会逐步回暖。但救市计划对稳定市场情绪大有裨益。此外，救助计划可能成为政府的投资而非财政负担，瑞典的资产管理公司在危机结束后5年内便将所有资产变卖，几乎所有的成本都被补偿。芬兰的政府保证基金更带来丰厚的盈余。

　　在与历次金融危机比较分析后，我们发现，本次次贷危机与美国80年代的储蓄信贷机构危机(Savings and Loan Crisis)及北欧(芬兰、瑞典等)90年代金融危机有许多相似之处，并且政府均在平复金融危机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及北欧在危机发生之前，经济都处于一段黄金期，房地产蓬勃发展，需求增长迅速，市场产生了过度乐观的情绪，而其后经济增速下滑和房地产周期下行亦成为触发危机的导火索。最后，实体经济则承受楼市泡沫破灭和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而陷入衰退。

　　监管当局不恰当的放松管制使信贷过度扩张，金融体系风险敞口增大。储贷危机肇端于1980年至1981年美国政府鼓励储贷机构对房地产发放贷款。而2004年起资产支持证券的爆发式增长和政府大力推行次级房贷为危机埋下了伏笔。两者均使得房贷市场迅速膨胀，只不过前者是通过金融法案推行，而后者是金融创新的结果。芬兰则经历了对利率放松管制，并允许本国居民自由借贷外债，结果导致信贷大幅扩张，私人部门负债迅速上升，加大了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

　　次贷危机与储贷危机中都有金融市场中其他机构的推波助澜。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存款经纪基于自身利益向储贷机构输入了大量高利息存款和高风险贷款项目，存款保险制度更引发了道德风险。次贷危机中，评级机构亦出于自身利益给次贷相关产品过高的评级，而商业银行则由于可以将贷款打包卖出而大大降低贷款标准，并从出卖大量的贷款产品中获利。

　　美国及北欧金融危机不同之处在于，次贷相关产品的市值在楼市泡沫累积的过程中被高估，又在楼市泡沫破灭后大幅缩水，由此侵蚀了金融机构的资本金，使流动性风险大增并引发支付危机。此外，次贷危机中的金融机构在危机爆发前，以巴塞尔协议对资本金的要求来看，美国金融机构财务状况良好，金融市场运作正常，华尔街一片欣欣向荣之相，由此使监管当局放松了警惕。北欧的金融市场在危机爆发前更存在着金融市场不完善、监管制度薄弱等诸多问题。

　　不管如何评价救市计划，为使金融市场免于全盘崩溃的灾难性后果，防止股市恐慌性抛售使更多企业陷入危机的恶性循环，对金融市场的健康运作都能起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由于金融业在美国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中长期来看，该计划对美国就业、房市及消费等方面仍有巨大的正面作用。此外，救助计划可能成为政府的投资而非财政负担。由于市场流动性枯竭及过度恐慌，资产抵押证券及其他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可能已经超跌，而一旦金融市场和美国经济渡过难关，市场信心恢复，这些金融资产将显著升值，从将坏资产变为好资产。

    我们认为，政府救市的经验教训是非常值得总结的。拯救计划推出时机是影响政策效果的关键。储贷危机刚刚展露的时候，美国当局尽量避免用纳税人的钱救市而采取了促进储贷金融机构相互兼并的方式使他们摆脱财务困境。随后国会通过“公平竞争银行法案”为联邦储蓄借贷保险公司(FSLIC)提供资源，接管濒临破产的储贷银行，该机构接管了222家储贷银行，总资产达1160亿美元。尽管如此，至1988年底还是有250家储贷机构清盘，而FSLIC自身也濒临破产。然而随着储贷危机大规模的爆发，越来越多的储贷机构被清盘，政府才不得不成立RTC救市，但已错过救市的好时机。

　　此次的不良资产援助计划则面临着更严重的时机问题。在储贷危机中，美国当局推出救市计划时，美国经济还未陷入衰退，而7000亿救市推出之时美国经济可能已陷入衰退，因而经济回暖可能更加缓慢。而且此次不良资产援助计划的推出历经波折，使市场信心严重受挫，亦可能削弱救市效果。

　　定价水平是影响政府财政负担的关键：救市计划实施的过程是公共资产及金融机构资产重新分配的过程，定价水平影响着纳税人的利益和政府的财政负担。从瑞典成功运作资产处理公司的经验来看，按照公平竞争、市场定价的方式可以增加透明度，提高救市计划的运作效率，稳定市场信心，避免市场因信息匮乏而对不良资产价值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