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暴露了美国的衰落。而中国作为美国的主要帮助者，这个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向美国注入大量资本，让美国经济维持下去，中国工厂生产着美国人购买的大部分产品。

　　在香港工作的金融专栏作家汤姆·霍兰说，双方是共生关系，相互陶醉。因此，其中一个要是栽进沟里，另一个也必定摔倒。这至少是北京决策者今天要冒的风险，除非他们做一个精准的动作，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重新平衡”。

　　这需要大大提高国内产品的消费，减少对出口的依赖，逐渐让美国金融体系脱离廉价的中国信贷。问题在于，中国经济天生就不适应消费主导的增长。此外，就算把所有钱都用上，包括中国1.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也不能迅速解决问题。原因如下：

　　2007年，中国的国内消费只占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DP)的38%(比印度少1／3)，其余62%来自投资，其中相当一部分花在以出口为导向的基础设施上。像中国这样疲软的消费即便对发展中工业经济来说也前所未有，因此，要按照在东亚其他地区建立的20世纪模式，转为由国内需求主导的增长异常复杂。阿伯丁资产管理公司亚洲分公司执行总裁休·扬说，认为中国可以从这种境地顺利转型的想法“有些天真”。

　　问题还在于中国的国民储蓄像美国的次级债一样难以确定。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伯特·霍夫曼和路易斯·库斯估计，中国的储蓄总额在GDP中的比例2006年竟然达到50.6%，10年前则为40.7%。但是，他们计算，家庭储蓄同期在GDP所占的比例从20.1%降到15.3%，而企业储蓄几乎翻了一倍，占到GDP的28.3%。这个增长图表背后是一个令人焦虑的事实：从经济迅速增长中受益的是中国公司，而不是中国人民。

　　新加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经济学家查尔斯·亚当斯说，与此同时，“自2000年以来，我们看到中国非家庭储蓄急剧增长。这是一个黑洞，因为控制这笔钱的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结构没有明确界定”。这些公司宁愿用自己的财富扩大旧业务，或者拓展新领域(他们长期钟爱的领域是房地产开发)。这类行为反而加强了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结构，压低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亚当斯说，尽管很多亚洲国家都需要减少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但是，从量上看，“中国的转变最关键，因为它实在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