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2亿选民如何才能做出成熟、深思熟虑、甚至可能是明智的判断，选出世界第一强国的下任总统呢？而对于这四年一次的公民审议实验,媒体将如何加以促进，而不是加以妨碍？回首过去12个月这空前奢华与胶着的总统竞选活动，有两件事是可以确定的:第一，电视仍然是议程设置、候选人侧写和向公众披露消息（这些消息远不只是左右了我们的偏见）的主要媒介;第二，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哪怕仅仅10年前所能想象的程度），电视传播的政治画面在一种新的交流形态面前已经自惭形秽了——与其它公共信息的流通方式相比，那个角落里的小盒子显得异常沉闷。
自1960年以来，电视转播的竞选辩论一直是总统候选人可信性竞争中的亮点。1960年，肯尼迪(Kennedy)与尼克松(Nixon)辩论时，有6300万观众收看。奥巴马(Obama)和麦凯恩(McCain)的第三场辩论吸引了6600万观众，而副总统候选人乔•拜登(Joe Biden)和莎拉•佩林(Sarah Palin)间的决战有7000万观众收看。不同的是，在1960至2004年的所有辩论中，决定最终谁将获胜的，是在辩论结束之后的几天内，媒体与黄金时段新闻中进行的“有关辩论的辩论”，但这一次情况发生了变化。
在10月15日最后一轮辩论结束后（进行了电视直播），CNN的演播室里坐满了各种权威人士，准备好向观众们解释他们真正从辩论中看到了什么。他们的总体裁决是，麦凯恩靠点数获胜。随后，传来了俄亥俄州摇摆选民的闪电民调(flash poll)结果：奥巴马是不折不扣的获胜者。投票是在辩论结束后数秒内在网上进行的。这让众位权威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境地：他们所预测的结果已经在不为他们所知的情况下发生了，而且与他们的判断相反。互联网让闪电民调成为可能，而且在这场竞选大战中，无处不在。对于那些由来已久的做法来说——即由媒体评论员告诉想象中的公众他们必定会作何想法——这种投票代表着一项重大挑战。
电视已经失去中心角色的另一个例子是，YouTube视频异军突起，成为美国人就眼前面临的政治选择去寻求不那么专业观点的另类来源。以黑眼豆豆组合(Black Eyed Peas)中的嘻哈明星will.i.am为主角的音乐视频“是的，我们可以”(Yes We Can)，目前的观看次数已经超过1800万。从伊拉克归来的一名士兵制作了支持麦凯恩的一段视频“亲爱的奥巴马先生”(Dear Mr Obama)，两周内收看次数超过900万次。典型的网络晚间新闻播报最多能吸引700万至800万观众。但是，和那些没有价值的新闻不同，YouTube的观众往往还没有下定决心投谁的票，而是在博客中像病毒一样传播媒体内容作为讨论的焦点。Viralvideochart.com提供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显示出究竟有多少人在发帖子作为YouTube内容的回应。新注册的选民是从网络，而不是从那个小盒子里寻找选举的忠告。这些选民据信将左右这次选举的结果。
这引出了广播公司不得不重新设计自身与观众关系的第三种形式。如同在世界其它地方一样，美国政客被强行拖入流行文化领域，被迫忍受人们的问题（他们根本不会去读那些人的电子邮件），并加入友好的闲谈（他们宁可看那些谈话对象洗车）。但是在一场民主化竞选的日日月月中，水管工乔(Joe the Plumber)就好像成了苏格拉底(Socrates)再世，成为每一场政治集会的必备嘉宾。竞选接近尾声时，就好像与乔的对话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如果你不叫乔，也不是个水管工，那么在电视观众中你那种扎眼的古怪特性已经足以让媒体无视你的存在。80年来，美国电视一直想当然地以为观众没有名字，有的只是收视率里的那些数字。如今媒体又给了观众一个名字——同一个姓名；同一种身份；一种以一概全的特写。
这就是政治交流的问题所在。现在供人们表达自己看法的工具种类异常丰富：闪电民调、YouTube、博客、维基(wiki)还有混合技术(mash-up)，以及形形色色强化身份的技术。但是老化、守旧的电视媒体适应新世界的速度很慢。事实上，和许多落伍者一样，电视对于公众装腔作势、居尊俯就，以为通过给予一个模拟的水管工以短暂关注，就能够应付观众群体。然而，这个新近得以自由表达观点的群体正慢慢获得了理解社会现实的更新更好的方式。
已故的戴维•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在《谁掌管美国》(The Powers That Be) (1979)一书中评论道，通过控制电视艺术，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打破了在香烟氤氲的房间里决定总统候选人的模式。半个世纪以来，这成为所有渴望入主白宫的人都需要学习的艺术。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新的美国总统能在多大程度上与新政治媒体共同治理国家，而不是绕过这些媒体，或许会是这场大选影响最为深远的结果。
译者/管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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