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经济外部失衡是两国经济结构问题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纯要求其中一方调整，必然效果不彰。

　　最新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5月份当月出口940.5亿美元，增长28.7%，增速比前4个月加快1.2个百分点；进口716亿美元，增长19.1%，与前4个月的增幅持平。进出口相抵，5月份贸易顺差同比猛增73%，高达224.5亿美元，远远超出市场普遍预期。

　　反向J曲线效应不可忽视

　　数据发布之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实，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的反向J曲线效应和抢关出口现象，5月份的贸易顺差本身并不应令人太过惊奇。

　　所谓J曲线效应，是指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滞后影响。在货币贬值情况下，初期经常项目收支将进一步恶化；一段时期(往往是6—12个月)之后，经常项目收支才渐趋改善；再经过一段时期(往往是1.5—2年后)，经常项目收支的改善达到峰值，然后再度趋向下降。

　　在货币升值情况下，经常项目收支变动则恰好相反：初期经常项目收支盈余继续增长；6—12个月后经常项目收支开始恶化；1.5—2年后，经常项目收支恶化程度达到极限，此后经常项目的余额开始不断上升。这一过程正好表现为反向J曲线效应。

　　J曲线效应根源在于外贸

　　合同签订至商品实际交货之间存在时间差以及价格谈判能力。在本币升值情况下，由于存在上述时间差，海外客户即使最终转向其他货源地，也不可能马上完成转移订单，已经签订的合同还需要继续执行；由于出口商价格谈判能力增强，出口商有能力要求海外客商随本币升值而接受提高后的价格。

　　尽管中国制造业部门在总体上还不具备十足的定价权，但价格谈判能力正在增强，不少出口合同增加了旨在应对汇率风险的条款，如规定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达到一定幅度，则出口商品美元价格上浮若干；出口商品以人民币计价，按结算日汇率折算美元支付等等。

　　抢关出口使顺差短期扩大

　　去年9月以来，我国政府针对对外贸易密集出台调控措施，今年6月1日起又调整了部分商品进出口暂定税率，其中一项内容是对110种出口商品开征出口税，提高32种商品出口税率。就中长期而言，此举无疑有助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以及推进国家产业结构和外贸商品结构提升。但在短期内，其效果将是激励企业在新税率生效之前抢关出口，从而扩大贸易顺差。

　　我们没有权利为此责备企业。因为除了极为特殊的紧急情况之外，任何政策调整都理所当然要给市场参与者适当的过渡期。出口企业纷纷赶在进出口关税新规生效之前抢关出口，这也是行使他们的合法权利。中国众多保税区也给了企业如此操作的便利，不管有无实际的海外客户和合同，不管有无舱位，企业只要先将货物运进保税区就能够享受到6月1日前的低出口税/零出口税，还能先拿到出口退税。

　　美欧经济结构调整也十分必要

　　尽管中国5月份贸易顺差创新高不足为奇，但这个事实再度凸显了美欧经济调整的迫切性。

　　在这个经济全球化时代，我国的宏观经济失衡在相当程度上系受国际影响所致。我国的巨额经常项目顺差和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巨额经常项目逆差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两极。“挤出效应论”着重强调美国和其他经常项目赤字国消费过多、储蓄过少、对资金需求过度：“挤入效应论”则着重强调经常项目盈余国家储蓄过多而消费、投资过少，导致资本过度供给。

　　笔者认为这种局面是“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共同导致的，因为正是在美国人寅吃卯粮式消费需求、以及满足这种消费需求的预期利润的拉动下，中国才有过多的资金投资而不是国内消费。而且，在美国这类发达国家，在二战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为了执行课税政策和转移支付规划，为了比较平均地分配可供支配的收入，低储蓄率和低投资率是得到政府和舆论界认可的，由此形成了一套“低储蓄、高消费、高负债”格局。

　　由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由于在作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其政界更倾向于将调整的负担推给别国而不是自己承担不无痛苦的经济调整，导致这种格局迟迟难以真正转变，这才导致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庞大顺差经久难消，只不过具体表现的经济体从日本到东亚四小龙，现在又转移到了中国大陆而已。

　　有鉴于此，缓解我国宏观经济失衡和全球失衡不能仅仅依靠中国的调整，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也需要调整。中美两国经济外部失衡是两国经济结构问题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纯要求其中一方调整，必然效果不彰；如果被要求调整的还是综合实力较弱的一方，那就既无效率又无公平。

　　前几天发布的《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联合情况说明》中提到，“中美双方还同意采取重大措施降低中国国民储蓄率，提高美国国民储蓄率”，这是令人欣慰的进步，但我们不可低估美欧作出这种调整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