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所处的情况很不一样，高速经济增长将面临资源缺口，资源价格会持续走高，工业化的剩余可能不足以用来消除外部不经济；同时，全球气候变暖已经威胁到人类发展。传统的“外部治理模式”可能走不通

　　中国的环境问题有赖于全社会环保意识的提高。对于目前的环境污染问题，学界有种普遍的托词是：中国尚处于经济发展初期，更关注摆脱贫困，对环境的需求低；随着今后的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提高了，对环境的需求也会变高，会主动采取环境友好措施，即先污染，后治理。

　　先污染后治理的倒U形曲线

　　这种说法的理论基础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它是关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一个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G.Grossman和A.Kureger 提出，试图说明一个国家的整体环境质量或污染水平会随着经济增长和经济实力的积累呈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也即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呈现先污染，后改善的倒U形曲线形状。

　　倒U形曲线的意思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污染较轻，但恶化程度将随经济增长而加剧；当该国经济再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环境质量会逐渐改善。隐藏在曲线背后的发展模式是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根据倒U形曲线，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当人们越富有时，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高，越有能力降低环境的恶化程度。经济增长有利于经济结构向低污染生产转型，并加速有利于降低环境污染强度的技术进步。

　　倒U形曲线基本描述了发达国家走过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路。西方国家的成功似乎向人们展示一种推论：即环境问题无需特别注意，可以通过经济快速增长来尽快超过对环境不利的发展阶段，抵达倒U形曲线中对环境有利的发展阶段。

　　如果经济发展是曲线出现的充分条件，说明可以在增长中解决环境问题，那么低收入水平下的环保政策可能是奢侈而没有必要的。我们的问题是：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是否可以在全球推广？

　　外部治理模式走不通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倒U形曲线的确揭示了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一种转化规律，但它并没有说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会带来环境质量改善。因为时过境迁，污染方式、资源条件和国际经济环境已经大为不同了。

　　倒U形曲线描述了一个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环境轨迹：在工业化起飞阶段，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定程度的环境恶化。这里，“一定程度的环境恶化”很重要。目前的人口大国如中国和印度，很难做到这一点。大规模、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很容易接近或者超过资源和环境的临界点，而且可能是到了这个时候才会真正认识到环境约束。如果在经济增长的起飞阶段对这些资源造成严重枯竭和退化，那么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和很高成本才能恢复。目前中国某些形式的环境恶化，比如水土流失、自然灾害恢复能力的丧失、水库淤积，一些可能已经是不可逆的。

　　西方发达国家实现倒U形曲线，首先是在保持原工业化体系不变和原工业化好处不受损失的前提下，解决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矛盾，用“外部治理模式”，即利用工业生产的剩余，在工业化系统的外部用加大外部成本来消除外部不经济，是在资源消耗总量没有减少的前提下，通过工业化的剩余实现的。虽然缓解了原经济模式面临的环境困境，但忽视了现代工业可能面临的资源短缺问题。“外部治理模式”在治理过程中形成了资源的再消耗，结果是加大了整个经济运行的资源消耗，其可行前提是有大量低廉的资源供给，以及治理时环境还没有遭到大幅度破坏。目前中国所处的情况很不一样，高速经济增长将面临资源缺口，资源价格会持续走高，工业化的剩余可能不足以用来消除外部不经济；同时，全球气候变暖已经威胁到人类发展。传统的“外部治理模式”可能走不通。

　　发达国家倒U形曲线的快速实现常以不发达国家的加速污染为代价。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和收入还远离可以把高污染产品转向其他不发达国家的水平；即使到了“可转”水平， 以那时中国的需求量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规模，有可能无处可转。因而，环境恶化的曲线上升区域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经济较高增长难以抵消现实的环境破坏。

　　积极政策让曲线更平

　　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环境政策下的倒U形曲线具有不同的特征。消极环境政策只是部分考虑了环境成本，通过制定环境标准和环境补贴等政策手段使曲线变得平缓，环境恶化的峰值降低。积极环境政策的曲线则是通过成本内部化，使曲线峰值进一步降低，将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破坏降到最低限度，从而有效地防止经济起飞过程中对环境的不可逆破坏。

　　政策虽然不能改变曲线的总体发展规律，但可以改变倒U形曲线形状的细节，例如让曲线变得更扁平或更早出现顶点。因此，即使我们承认倒U形关系的存在，也需要相应的政策措施和国际援助，通过适当的投资来直接控制环境恶化，以防止倒U形曲线超出生态阈值。发达国家的经验说明，如果实施可持续发展以及政府的环境政策得当，倒U形曲线的弧度可以降低，能在倒U形曲线上找到一条近似水平的通道，甚至拐点可以提前到来。

　　市场机制和严格执法

　　环境的改善主要依靠收入水平提高、经济结构调整、资源效率提高、投入构成变化及生产技术进步，除收入水平外的其他三种因素受资源价格驱动。因此，相应的政策应该是：利用资源价格变化来促使经济结构调整、技术创新，能源强度降低和废物回收利用率提高，引导对稀缺资源的替代和清洁生产技术的引进。资源价格体系应能够引导资源使用效率、投入构成和生产技术产生良性变革，从而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就成本来说，今天防治和治理某些形式的环境退化，可能比未来更节省费用。例如，在生产过程中处理和安全存放危险废物，较之现在不处理而以后在经济发展需要时再投入治理，费用会更低。

　　应当说，在环境问题上，发达国家比较幸运。中国目前的环境状况说明，污染不能等待经济增长来自动改善，现有的政府干预也无法从根本上扭转环境恶化趋势，只能通过市场机制尤其是能源价格、更有效的政策和激励措施、产业结构调整，并辅之以严格执法， 才能阻止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作者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