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才是最天然的调控工具，无论何种形式的宏观调控政策，与之相比均难免会出现把控难度巨大的问题，甚至让调控结果与初衷背道而驰。不可否认，能源价格一旦整体调整，从短期看必然导致PPI对CPI的推动压力骤增，相关需求的刚性特征将让市场看到更加畸高的CPI涨幅数据。但这带给市场的只是短时伤痛，其背后却是中国长期产业格局的优化。要想改变投资“压制-反弹”循环的局面，让低估的资源价格获得合理定位是最有效的措施。财政政策对于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性投入是缓解其短期负面影响的关键。

　　日前，相关媒体报道了关于能源价格管制制度近期或将加速突破的消息。无论该说法最终能否兑现，放开能源价格这一问题早已被提上议事日程。

　　如果站在从紧货币政策的主基调之下，面对当下月度CPI涨幅在8%以上的严峻形势，顾及全年4.8%的涨幅调控目标，这一说法或许不合时宜。工业生产之于油气能源产品的刚性需求显而易见，一旦能源价格放开价格管制出现大幅上调，其影响会直接经由工业生产领域传导到终端消费市场。就此，基于CPI数字目标的调控压力显而易见。

　　然而，所谓“在商言商”。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理论就是尊重价格机制的作用，因为价格才是最天然的调控工具，它能够直接抑制或者鼓励供求，从而让扭曲的市场结构获得优化。无论何种形式的宏观调控政策，与之相比均难免会出现把控难度巨大的问题，甚至让调控结果与初衷背道而驰。就油气等能源价格来看，国内市场价格上调应是必然，只是在时机上如何更加优化。

　　从截至上周末的数据看，国内外成品油价差仍在扩大。而看似效果明显的价格管制措施，在一定时期内固然能从心理上缓解市场的担忧，但从根本上讲，并不能让价格自发的市场调节机制因此消亡。试想，限制油价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不影响油品消费市场的需求，继而能够保证工业中间环节和终端市场的供给规模。然而，被低估的油价很难完全保障市场的供应。炼油企业选择适时“大修”，成品油站选择了限量供应，此类或明或暗的油荒问题，尽管没有直接提高成品油的市场价格，但同样提高了油品需求方的成本。后者为获得充足的油料，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奔波于各处寻找加油站，甚至干脆放弃了加油。这些成本同样缘于成品油国内外市场价格的倒挂，从而间接减少了工业中间品和终端消费品的供给，与提高油价的直接经济效果并无二致。

　　而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低估的油价会对高耗能行业需求形成鼓励。从这个意义上讲，财政给予石化垄断企业的补贴资金，实际上是补贴给了高能耗产业，通过鼓励这些产业的扩大再生产，反而加大了经济趋于过热的压力。

　　透过这一分析可以看出，宏观调控的主要着眼点是弥补市场价格机制失灵的领域，但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这样的领域其实是微乎其微的。宏观调控各项政策的前提不是改变价格机制的作用，而是要尊重价格自发调节机制的职能。当然，仅就当下中国的经济形势看，上游领域价格上调冲动所带来的压力的确有可能集中爆发，是对调控部门落实调控政策技巧性的现实考验。

　　依照笔者之前的估计，电力价格率先上调的概率要远远大于油价。理由有三：其一，电力企业已然出现全行业亏损的局面，部分电力企业的财务报告显示很多企业连购买电煤的基本开支都很难承担；其二，夏季用电高峰即将来临，维持电力供应充足已成维护社会、经济运行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价格调控部门基于大局考虑而让步的可能性很大；其三，电力企业处于准竞争格局，这不同于石油行业的寡头垄断，每个电力企业的发电形式、定价基准各不相同，各自因限价措施而导致的政策性损失很难准确测量，因此目前对于成品油企业的财政补贴措施，很难在电力企业中简单复制。

　　目前有较多业内人士判断，由于去年5月份开始的价格基数开始上涨，那么翘尾因素对于本年月度物价涨幅的影响也将逐步削弱。因此，居高不下的CPI涨幅数据或随之回落，这样市场各方对于通胀的心理担忧也将有所缓解，有助于整个调控政策基调的微调，乃至对市场的投资机会都将形成利好因素。

　　然而，能源价格一旦整体调整，从短期看必然导致PPI对CPI的推动压力骤增。相关需求的刚性特征，将让市场看到更加畸高的CPI涨幅数据。由此，站在投资操作层面看，所有的市场预期都有可能因此而恶化，包括宏观紧缩力度、投资市场大势、上市公司盈利等等概莫例外。市场投资者的损益情况也难逃巨大的负面影响。然而，笔者对此并不认可。

　　能源价格的回归，带给市场的只是短时的伤痛，短痛的压力或许很大，但是它的背后却是中国长期产业格局的优化。细数中国之前的历次调控，除去需求畸形爆发之外，几乎每次经济过热都与产业投资冒进、大量低效高耗能投资泛滥有关。此次宏观经济的通胀压力也不例外。针对投资盲动，调控部门甚至不乏直接采取“关停并转”等行政手段，但是重压过后的投资反弹却依旧无法根治。要想改变这一“压制-反弹”循环的局面，尊重价格规律，让低估的资源价格获得合理定位是最有效的措施。

　　从这个意义上讲，能源价格的回归是一件长期的利好。而从短期看，财政政策对于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性投入是缓解其负面影响的关键。就此而言，市场应该把更多的关注对象，从货币政策回归到财政政策上来。完全可以通过财政政策的变化，来判断下一步改革推进的力度和速度，据此获得重要的投资决策参数。

　　(作者为上海第一财经频道主持人、经济学博士)